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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泉.连珠式
飞泉.连珠式

“飞泉”琴是传世著名的晚唐琴之一。朱漆,杉木斫纳音為桐木所镶贴,鹿角灰漆胎.发蛇腹间冰纹断。通长122釐米,肩宽20釐米,尾宽14.5釐米,琴面弧度漫圆如弓形,底厚1.2釐米,龙池、凤沼均作长方形。琴作方头,项与腰均作内收三连弧形,清康熙间刊印的《德音堂琴谱》定為连珠式,系隋逸土李疑所创作。琴背龙池。上方刻草书“飞泉”2字及篆文“贞观二年”双边印一方,地下刻篆文“玉振”方印及“金言学士卢赞”双边长方印各一。池之两旁刻篆书铭文“高山玉溜,空谷金声。至人珍玩,哲士亲清。达舒蕴志,穷通幽情。天地中和,乃物咸亨”。惟“飞泉”2字与“玉振”印及篆书铭文為早期同时鐫刻.名与印且填以金漆。断纹已通,“贞观”与“金言学士”2印之刻工晚於前者,但均非近代所刻。琴音清润松灵。温劲而古。

  此琴在民国初年為北京琴坛名器之一,由古琴家李伯仁所藏,孪氏另有晚唐“太和丁未”款“独幽”琴。“飞泉”大约在1944年秋冬之际,被人送至地安门大街某银号作借款抵押,经人发现遂转告其友程子容。程子容名宽,為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弟子,即请平湖先生為之鉴定,管氏因以同门琴友故人旧藏之鸿宝相告,程子宏遂以重金易之归藏於其家。1979年春夏之交,程子容从家乡平陆写信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,愿意将珍藏三十餘年的唐琴“飞泉”捐献国家,以后经国家文物局批转,由故宫博物院接收,并颁发奖金、奖状。

  至於李伯仁得“飞泉”琴的经过,在他的《玄楼弦外录》中以《飞泉》為题,述说了约在1920年间旅居京师时,遇一壮士称其父病,出琴一、剑一求售供药饵,李赠以百金,受琴而却剑,“后以漆落不能下相.付厂肆义元斋张虎臣修理,虎臣曰,此餘少时在来薰阁所见物,别来六十年矣,犹在京师耶?始為刑部某主事所藏,某不善琴,当字画张掛耳,何至入君手?餘告之故……”。

  在传世唐琴中,除少数有“至德丙申”、“太和丁未”4字腹款与个别后添腹款者外,其他的都不见款字,它们可能就是西蜀雷氏之作。在宋人笔记中,所记雷琴往往是墨书腹款。“飞泉”未见有腹款的记载,但在半个世纪前的《今虞琴刊》、《古琴征访录》中,还记它有一行“古吴汪昆一重修”的黑书款字,而今巳涣漫演没,何况千年以上的墨蹟?今“飞泉”与晚唐“太和丁未”款宫琴的风格相同,材用杉木,而池沼间纳音表之以桐,与雷琴的特点相同,但形制巳失去浑厚古朴之象,而代之以秀美的气质,且纳音製作所常琴无异,与《东坡志林》所述“雷氏子孙渐志於利,追世好而失家法”之说相合。因此,可以认定“飞泉”是一张晚唐雷琴。

  对於唐琴两侧的项与腰内收增厚部分,要将上下之边做圆,使楞角线向中移动,缩小与其上下端侧面厚度的差距,於琴头额下亦加工成向上斜出,以减簿这几个部位的厚度,这是唐代古琴独具的特点。晚唐琴由於面板的弧度变化,面上项腰内收的厚度已不甚突出,故仅将底上两处的楞角做圆,可见唐琴的这种传统风格在不断演变。今天从琴背上项腰做圆的情形看,“飞泉”与”大圣遗音”确是相同,但就两琴的铭文看就不同了,“飞泉”的铭文中有”至人”、“哲士”及“达舒蕴志,穷运幽情”之词句,显战不是宫琴所宜有著,从这个角度来看,项腰做圆与额下斜出实為唐琴的特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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